日星鑄字行： 寂寞喬治的一種

循址找進一條狹長的巷子，上午九點教人昏懶的陽光裡，日星鑄字行的粉綠色鐵門早就捲起，製銅模的機器轟隆隆運轉，老闆架著眼鏡忙進忙出，老闆娘坐守櫃台諦聽照料，兩三個訪客都肅穆，在一行行書櫃般的木架子間極慢極慢地梭巡。架上填滿鉛字，一格格、一架架、一屋子銀灰色的字海，行經時拂起粼粼的金屬光。

其實多數的鉛字呈鐵灰，而非嶄亮銀色，保護揀字師傅的眼睛。左右相反的中文字，按字號、字型、部首及其他我還不懂的講究排列，一字一字看下去，漸漸覺得和讀文章一樣有趣，開始想知道每個字的歷史。原來單一個字就能引起特定情緒，單一顆鉛字盛在手裡，沈甸甸的。忽然它滑掉了，我矮身去接，膝蓋碰到字架發出無數小塊金屬撞擊聲，「哎唷阿彌陀佛！」老闆大喊，整間店的人都停下來看我，「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」，我蹲下要撿，老闆又喊「不用撿不用撿！」緩一口氣說，「鑄字行的字離開字架就不能放回去，怕錯。」

怕錯。在活版印刷的黃金年代，每天傍晚五六點，「這裡都像戰場一樣。」老闆娘告訴我們，報紙嘛都兩三點截稿，立刻送來鑄字行，現場五六十個揀字師傅同時作業，快得眼睛都不用看，手往架子一摸一摸就排出一句話，一段文章，排版，校對，打印，裝訂，「大家看報紙都很舒服，我們緊張的喔！而且禮拜六禮拜天也有報紙捏。」如果臨時出現很冷門的字，就要趕快「切字」，找齊有那怪字組成部件的其他鉛字，用機器切開來湊成。當年印刷和出版（現在看這個詞，才想到鉛字排成的活「版」一定又厚又重）是多盛大的事啊，那應該是人們對自己「變成鉛字打印出來」的文字非常慎重珍惜的年代，也是言論更容易被權勢階級壟斷的年代。在塵埃和陽光中已經遠逝的年代。

鉛字印的跟電腦印的有什麼不同嗎？「完全不同。你們自己看就知道！」老闆娘正色指向釘在牆上的一張喜帖。貼近去看，「比較硬、比較銳利。」我說；「有壓上去的感覺，」nita說。完全不同。老闆手上這套鑄字銅模，早期由雕刻師傅從中國大陸引入、又經修整再製，是世界上最後一套完整的正體中文印刷活字。跟現在的電腦字差在哪呢？銅模來自一套完整的手寫書法字型，每個字都獨立依據其字型結構佈置筆劃，所以「心」字和「思」字的「心」，點的寫法不同；「詩」字和「記」字的「言」，橫劃的傾斜角度不同。名家手寫、雕刻刀刻入鑄字銅模的每一筆劃，既有統一性又唯一無二。而在追求規格化的電腦字型裡，所有字裡只要出現同一部件，都是由同一原型放大縮小壓扁拉寬，拼湊成的。用樂器來比擬的話，大概就是一塊木頭裁製的吉他、與合成木板吉他的差別。音色、個性、神氣的存歿。

所以在民國八十幾年，活字版印刷術徹底被業界淘汰的時候，老闆堅持不收店，守著最後一家鑄字行，最後一套這樣的字型和工藝。正體中文活版印刷的寂寞喬治。（喬治是最後一隻平塔島亞種象龜，去年牠的過世的那一刻，這個物種就滅絕了。）十幾年來老闆著手復刻銅板、嘗試將字型數位化「不排除提供給微軟等作業軟體商，無償釋出供中文書寫者使用（報載）」、訓練志工以傳承技藝、接待世界各地的學者、工藝研究者、赴中國尋鑄字銅版的根、到各國博物館文物館取經---這是國內外各家媒體的說法，老闆娘說的是：「十幾年他就每天守著這些字，他看它，它看他這樣子。」看著，等著，老闆的最大目標其實是成立博物館，讓文物、設備、技術流傳下去，只是缺錢。存款不夠，捐款不夠，申請政府文化資產等補助持續不過。四年前台灣主張申請正體中文為世界文化遺產那陣子，馬總統來過，說對老闆的堅持很感動，說我們不能沒有文化沒有根，慷慨捐款十萬塊。當然沒有下文。

我們拜訪的那個早上，剛好有一位文建會官員來訪，任務是作文化資產認定的前導探勘，公務員似乎不太習慣沒有冷氣，急急火火的。「你這是古蹟嗎還是古物？古蹟我看不像。這些字有多少年了？」「字是新鑄的，但鑄字銅模的字型有一百年以上，應該是從上海傳進來的...」「那也不算啊。你如果是古物我們就找古物的專家來，遺址就找遺址的專家來，現在都不知道算哪一種，就沒辦法認定嘛。」「我們是想說可以用傳統藝術，算一種工藝阿捏...」「你這印刷是藝術嗎？藝術要有創造性，阿中文是大家都在用的...」終於換老闆打斷官員，「你去看那些字型，就知道是藝術了。」

我想他肯定是看不出來。文化在我國實在很難認定。據說我國文資法採正面列舉，不能解釋成法條上的項目，就不可能是文化資產，拿不到補助和稅賦優惠，每一分保存都要自掏腰包自蝕老本地作下去。文化在我國很難認定，所以一齣只演兩場的國慶音樂劇可以耗資兩億（爛到未來也不可能再搬演第三次），文建會為了打造花博空前cheap感的設計也砸了一億多，就連台大法律系擋在路中間的不得啊銅雕也要兩百萬。拼命造出新的悲劇而放任舊的經典成為悲劇。難怪我們越來越不懂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。

趁老闆到樓下操作機器的時候，老闆娘偷偷說，這店鋪要是清一清租出去，馬上就有租金進來，馬上就可以退休享清福，「很簡單啊，拿麻袋來倒一倒，推出去，幾十萬字我一天就倒完了。」又說，「以前常常講，一講他就生氣，後來就不講了。」我不擔心，覺得老闆娘只是隨便說說過癮，看看她說「（電腦字和鉛字）完全不同！」的凜然，看看她肩膀後邊、牆上的喜帖：

「不知道  一輩子是
幾個年幾個月幾個日子幾個時辰   但
說好了  一輩子就
一個時辰一個日子一個月一個年   都
不能少」

鑄鉛打印的黑字看起來硬、銳利、有神，讓人相信這才是真心的。

少觀所志工筆記：笨拙的說話像軟釘子，反覆慢慢敲進對方意識裡頭

星期五女孩R來到少觀所實習。因為是實習旺季，每個社工和較資深的志工都分到一個實習生，一起與少年會談，在那邊混了六個月的我負責帶R。所有人中她特別多話特別積極，卻也特別狀況外，說話方式有種微妙的莽撞，沒辦法像跟一般同齡大學生那樣心領神會的快速溝通。「那等一下就麻煩妳記錄囉！」我說。「什麼？」「等一下麻煩妳記錄。」「那個、所以是妳要談嗎？」「S（社工頭頭）不是剛剛才說實習生今天負責觀摩紀錄嗎？」「我不確定耶，那個因為我也只能來幾次...」「她是這樣說的，妳也可以再去問一次。」R這才說她聽力有點障礙，很多事情需要再確認一次，請包涵。天很熱時間很趕，她慇懃抱歉的笑容一時間反而更惹起我的不耐。

R主動提出機會難得、想自己會談一位看看，於是送走第一位少年之後，我們互換位子。即便已經坐到少年側邊，為了聽清楚，R全程身體前傾扭著脖子接收少年的一字一句，發問或回饋的語速也很慢，我有點擔心。少年說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出去，因為家裡的人年紀大了、身體很不好，很怕出會什麼事情。」要是我的話會反射性的先問是什麼案子、第幾次入所、過去開庭的狀況等等，試看看能不能依往例推測「什麼時候才可以出去」，而R最直接注意到的可工作範圍，因為她社福系背景的關係，與我完全不同，是「擔心家人」這部分。她謹慎的重述少年的問話，等少年點頭之後，一邊揀選詞彙一邊說出問題、像慢慢拉起一幅勾纏著雜物的破網那樣。雖然有幾次問的方向不太必要，但大致上引導著少年說出故事：幼時會把他關在籠子裡吊起來打的父親、社會局、孤兒院、寄養家庭、被多病的母親領回、經濟困頓工作粗重、少年叛逆闖禍時母親會酗酒、續酒後有自殺傾向...「那你要小心家裡的刀子喔，」R說，「對啊，有一次她喝酒之後拿刀一直要刺自己的心臟，我就把她抓住...」說到另一次母親吞二十幾顆安眠藥，R由此要少年注意憂鬱或躁鬱症的徵兆，慢慢跟他講怎麼樣陪母親、幫她放鬆等等。

後來我覺得R有某些我沒有的能力，除了學院的諮商和心理訓練，連她那種樸拙的說話法也是。同樣的時間我可能會說兩倍多的字，先在法律技術層面跳躍，chopchopchop，簡潔的給意見，當觸到心理的問題點時可能試著多方面去挑動、問問題、意圖刺激他思考，但如果對方根本跟不上，只是習慣對成人威權順服而點頭，就完全失去意義。相反的，R嗅到方向之後，沒有任何迂迴，直直朝對方心裡的黑洞挖去，緩慢甚至帶點笨拙的談話，或許反而能像釘子一樣反覆慢慢敲進對方意識裡頭，或許能留下雙方都流了汗努力溝通後的重量感。

由此又想到法律的性質。一般人之所以感覺法律有力量，是因為它只試圖處理很表面的事情，形式、名分上的事情，所以能立即看到效果，所以能洋洋拋灑滑溜的語言。法律這種東西既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心，也不能扭轉一個社會的風氣。當然制度可能是無數個體幸福或不幸的肇因，但是也經常，在千差萬別的不幸和不安面前試圖幫忙時，懂制度只是最微薄的基礎。

Quoting Midori

「
    到了三點半她說差不多該走了，她跟姊姊約在銀座。我們走到地下鐵車站，在那裡分開。臨別時綠把折成四摺的筆記用紙塞進我大衣口袋。並叫我回去後再看。我在電車上打開來讀。
『
    現在你去買可樂，我趁機寫這封信。寫信給坐在長椅上自己身邊的人，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。但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，我大概無法向你表達我想要說的事。因為不管我說什麼，你幾乎都沒有在聽。對嗎？
    嘿，你知道嗎？你今天對我做了一件非常殘酷的事噢。你連我改變髮型了都沒注意到對嗎？我辛辛苦苦把頭髮一點一點留長，好不容易才在上個週末總算改變成像女孩子的髮型了噢。你連這個也沒注意到對吧？心想好久沒見了，刻意打扮的可愛一點要嚇你一跳的，而你居然沒注意到！這不是太過分了嗎？反正你也想不起來我穿什麼衣服吧。我也是女孩子噢。你再怎麼想心事，總可以好好看我一下吧。你只要說一句「你這髮型很可愛」那麼接下來不管你要做什麼，想什麼事情，我都會原諒你。
    （略）不過我並不是完全在生你的氣。我只是覺得寂寞而已。因為你雖然對我很親切，但我似乎幫不上你任何忙的樣子。你老是關在自己的世界裡，我扣扣扣扣地敲門，叫渡邊君，你也只是稍微抬起眼睛來而已，似乎馬上又轉回去了。（略）
p.s. 下次在教室碰見也請不要跟我講話。』

    星期三的課，我看見綠了。她穿著艾草色的毛衣，戴著夏天裡經常帶的深色太陽眼鏡。並坐在最後面的座位，正和我以前見過一次的戴眼鏡小個子女孩兩個人在談著話。我走過去，對綠說等一下有話跟你說。戴眼鏡的女孩先看我，然後綠才看我。綠的髮型確實比以前變的有女孩子味多了，看來也顯得成熟幾分。
    『我有約了。』綠稍微偏著頭說。
    『不用花很多時間。五分鐘就好。』我說。
    綠把太陽眼鏡摘下瞇細了眼睛。好像在眺望一百公尺外快要倒塌的廢屋般的眼神。『我不想說話，很抱歉。』
戴眼鏡的女孩子以『她說她不想說話，很抱歉』的眼光看我。
    我坐在最前排右端的座位聽課『田納西威廉戲劇總論：其在美國文學的地位』。下課後我數三下然後向後轉，已經看不見綠的影子。」

（摘自挪威的森林/下冊/151-152頁）

 

勞陣見習手記03：旁聽裁決

暑假就是，每天出門都無比明亮抖擻，回家晚餐後就廢的像來福（來福是西門町U2樓下超老超胖的大狗狗，看完一部三小時的電影出來，從鏤空樓梯的空隙能看見底下的牠還是趴成我進門前那個形狀，巍巍喘著氣），索性來整理一下今日見聞。

今天的行程是旁聽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庭。眼睛盯著兩小時多的畫面是，勞方一個人坐在申請人席，灰白班雜的平頭，寶藍色排汗衫，陳述還算清楚，只是常常想抬槓而被劉志鵬委員不怒威的斬斷；相對人席則有資方代表帶著兩位律師一字排開，資方代表穿上班族的白色短袖襯衫和西褲、戴著眼鏡一臉凝重，從頭到尾都沒有自己發言過，高大的男律師穿視覺上非常厚重的全套黑西裝，口齒滑順標準到有點讓人不舒服， 感覺適合當某一集海賊王裡的魔王。

---法律筆記模式on---
這個案子第一次開調查庭，申請人是某大銀行工會（前）會員，他主張雇主大量派人來加入工會，這些人剛繳完會費即立刻開臨時大會決議解散工會，顯然是支配介入的不當勞動行為（工會法35-I-v）。相對人抗辯解散工會乃是新會員與舊會員意見不同、不滿原工會被少數人把持之故，與雇主無關；另外丟出一個程序問題，即工會既已被解散，申請人是否還有申請裁決的適格？

針對該程序問題，裁決委員一直請申請人舉證臨時會有瑕疵，包括問他有沒有錄音錄影、主席如何推選、議程如何更改等等。我自己是覺得雖然以工會法35-I-v申請裁決的主體原則上應為工會代表（目前法無明文），但即使臨時會有效，原工會代表因會議決定（解散工會）而失其身份，也應該有申請適格比較合理。因為只要申請人的實體主張為真，雇主就已經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申請人失去工會代表身份恰恰是不當勞動行為的結果，怎麼會因為這個結果反而不許他去告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呢？

類似的問題在100年25號案發生過，只是該案申請人只失去代表身份，仍為工會會員（裁決書原文：相對人抗辯申請人已不具工會代表人身分,其不得主張相對人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提出裁決申請云云。惟申請人雖非○○○代表人,按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目的在於保障勞工 的團結權,為確保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所禁止雇主侵害此權利的行為之實際效果,因此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除了工會可申請外,只要勞工具有正當之利害關係或救濟利益,勞工本身亦可申請。按申請人為○○○之會員,對於所主張之工會遭相對人支配介入顯有利害關係,自具有為申請人之適格,相對人之該抗辯尚非可採。）很期待最後看裁決結果。裁決制度從100年才上路，因此經常出一份裁決書就樹立了一種新的模式和法理，研究起來就好像見證一段新鮮的歷史。
---法律筆記模式off---

裁決庭的資訊是問王能君老師要的，因為他是裁決委員之一。早上又收到老師短信，第一行只有五個字：「你不要遲到。」我嚇得立刻清醒（雖然是下午開庭），最後提前半小時到場。王老師對學生真的非常好，他的好比他的肚子還大。第一次在研討會上和老師打招呼，他劈頭就問我對勞動法有興趣嗎想推甄研究所我可以幫忙喔，只因為知道我是系上學生，即便對我的成績背景個性毫無所悉就遞出大大的手，一副你一定可以就看你要不要的態度，他不知道這樣無條件的信任無意間鼓舞多少學生。當時的我老實直說不想當學者，而且法研所要念好久喔，對這輕率之詞老師也只是點點頭道：「研究所認真念的話，是可以學到東西的。」

除了肚子和好以外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的笑聲，低沈嗓音發出小男孩的咯咯咯笑，真心開懷的樣子很可愛。不過對勞動法比較認真之後，我反而變得不太敢跟老師亂哈拉，比較怕說錯話。我想要改善這點有兩條路，一是趕快讀書變強變得比較可能impress而非depress他，二是厚臉皮一點。顯然後者比較快又實際，那就朝這個方向努力吧（咦？）

勞陣見習手記01：「勞動的果實」

最近在勞陣（台灣勞工陣線，TLF，1984~）見習。每次去都更喜歡這裡，看前輩們活力十足的日日耕耘自己負責的領域（勞安職災、勞動司法、年金政策...）：寫論述作為政策建言立法草案或至少是合作立委質詢時的論據（幫忙查論文時有種將學術研究作為彈藥送往前線的感覺）、辦講席開記者會、跟學者合著出書、個案協助勞工和其他團體等等等等，說得厲害一點就是社會改革的日常實踐。說得文藝一點，勞陣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「努力朝腳下揮舞鎚頭，挖出重要的東西」，而非「只顧著向遠處張望，大肆宣傳只有不斷前進才是正確的」（這是今天讀的小說「神的病歷簿」的expression），而且他們看起來挖掘得很快樂。

那天下午聽說有過勞死個案的家屬來咨詢，正和實習生一起聽課的我跟著他們溜進辦公室，本來怕不方便旁聽，但前輩Ｊ一見我就說「賴怡要一起聽嗎」順手給我張椅子。家屬的老媽媽來不及坐下便數了一圈人頭：「五個！」然後動作不太流暢的從紅白塑膠袋裡掏出五個桃子，「好吃喔，你們不介意拜過吧...」

剛在附近祭拜的是老媽媽的女兒，一個國際大電影公司的台灣區公關長，據說整個部門就她一人，從三年前開始全權負責一部年度大片的公關事務，每天從早工作到凌晨，上個月忽然腦溢血走了，家人認為是過勞，公司明顯不想負責。「從小都很健康的一個女孩子… 他們就這樣把我女兒搞死了，還當作沒事...」「好了啦，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，現在人家黃小姐要幫我們處理，就先聽她怎麼說嘛...」跟苦澀不甘的母親比起來，個案那瘦削的弟弟表現極為理性，平板著臉依序請教證據的問題、程序的問題，前輩G則一一溫柔而精確的回應，她有協助當事人訴訟或協商的豐富經驗，「那知不知道她這個工作形態持續多久了呢？」「這幾年一直都是她一個人在撐，最近才倒下去，一次就起不來了。」弟弟連這句話都平鋪直述，然後沈默了會，那時我才看懂他雙眼的乾澀：哭或熬夜的浮腫底下，淚水已經消耗太多以致不容易流出來。

後來我在颱風前金黃曬滿的下午五點把桃子吃掉了。再也不會相信什麼「喜歡的工作再辛苦也是自己選的」，說穿了只是雇主捨不得多僱一人、所以讓人長期扛法定工時的將近兩倍，精簡成本的結果是一個人被「謀生」殺死，在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自己的生活。桃子非常美味，電影非常成功，記得這些的同時，我會記得「勞動的果實」可以何等鮮紅。